□刘尚希高强王升那个配资更安全

□经济金融化改变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系的底层逻辑。货币当局不再像经济与金融分离条件下那样能够自主控制币值的稳定，银根的松紧不再是通货膨胀的充分必要条件。经济金融化也改变了财政的运行机理，财政的金融属性日渐凸显，赤字、国债不再是单纯的政府融资手段，更是金融市场必不可少的金融工具和无风险资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出清公共风险的最主要手段。在“风险循环累积”机制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共同使命是治理、出清公共风险。但公共风险是无界的，难以通过“界域分工”分开操作，唯有打破界域，转向“行为分工”，实行一体化操作，政策效果才能提升。面对新的使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从二元论走向一体化，需求管理自然转变为公共风险管理的下一个层次

□结构性货币政策是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衍生的结果。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楚河汉界”的界域思维已经过时，两者相互嵌入，由二元关系走向一体化，结构性货币政策正是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的具体表现。作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叠加态，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出现是为了应对风险循环累积而产生的工具，是精准遏制风险外部化、宏观化和公共化这个风险循环过程的重要手段

□普惠金融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一步融合。财政货币政策共同助力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是专项资金奖补或贴息、税收减免、融资担保及风险补偿等，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率、支农支小再贷款等。商业金融的本质特性“嫌贫爱富”，普惠金融则“助贫共富”，因此，普惠金融不是商业金融，而是社会金融或政策性金融。要让普惠金融既不扭曲商业金融规则，还能达到普惠包容的社会效果，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行为分工的基础上一体化操作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商品、社会财富、定价机制、经济关系都在迈向金融化，金融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

经济金融化作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将经济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关联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隐性“风险链”，一旦触发，风险就会外溢，快速系统化、宏观化和公共化，形成公共风险。在此背景下，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其底层逻辑也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理论的经典框架已难以阐释新的现象，因此，应以公共风险为基础，构建新范式、新认知、新理论框架，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在财政货币政策目标上，以公共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超越以宏观均衡为目标，稳估值优先于稳币值；在政策认知上，以虚拟理性超越实体理性，以货币状态论超越货币数量论；在政策协同上，以行为分工超越界域划分，以财政货币“量子观”超越财政货币“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思维。

一、财政与货币的关系：财政是现代信用货币的母体

探讨财政与金融的关系，要从研究财政与货币的关系开始，货币是财政金融中最基本的问题。

1.国家主权信用是国家主权货币的基础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这一观点已得到广泛认可。金属货币时代，金银等商品凭借稀缺性构建了货币自身的信用。信用货币时代，国家信用是货币流通的基础，由财政的征税权作为支撑。征税权的可实施性代表着民众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认可和对施政者的支持，是社会共同契约达成的标志。马克思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中，唯有可用于缴税的货币才具有信用。可以说，征税权衍生了国家信用，国家信用又衍生了主权信用货币，财政是现代信用货币的母体。

2.财政收支过程即货币流通过程

财政收支作为货币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嵌入基础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过程：税收及非税收入等财政资金进入国库相当于等量基础货币从经济中收回，而财政支出等财政资金从国库拨付则相当于等量基础货币投向经济。财政收入对流动性具有紧缩效应，而财政支出则具有扩张效应，其净效应取决于是财政盈余还是赤字。维持经济中流动性合理充裕，不仅是货币当局的任务，更需要财政收支活动协同，财政成为另一个隐形的“货币水龙头”。此外，财政收支具有调节货币流通的功能，促使货币由中性转变为非中性，这是财政政策的金融基础。公共风险和经济金融危机推升了政府财政救援的需求，使财政规模持续扩大，财政收支对货币流通的影响不断提升，货币的非中性化持续加强，以财政收支平衡为条件的单一货币规则理论已难以适用。

3.财政赤字、债务的常态化，是财政金融属性外在化的表现

目前，人们对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认识滞后于政策实践的发展。在对赤字的认识上，20世纪80年代前后，强调预算的收支平衡；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发布，赤字、债务走向常态化，但仍通过设定天花板来进行约束。近年来，现代货币理论（MMT）提出了更大胆的观点，以通胀、就业为底线来设定财政赤字的天花板，认为国债在其利率为零时相当于货币，无须归还，不仅不会对财政负担和国民构成负担，反而能给国民提供优质的金融资产。货币不只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而是转化为“国民资本”。在此逻辑下，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提供方是货币当局还是财政当局不再重要，财政赤字由利率的高低即付息成本进行约束。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逐步摆脱了财政收支平衡的束缚，逐步常态化，规模不断扩大，货币不再是货币当局可以随意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经济社会的内在需求导致的内生变量。

从货币供求关系角度看，货币状态对供求的影响越发重要，货币状态论逐步超越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货币当局即便可以控制货币数量的供给，也无法控制流通中的货币状态的变化。例如，一方面政府实施宽松政策，货币数量不断提升，从货币数量论看来货币供大于求，呈现流动性过剩；但另一方面市场相关主体预期不足，投资意愿低迷，将大量资金用于存款，使货币状态从“流动”变为“冻结”，从货币状态看，市场上的活钱反而变少。所以结果上呈现一方面货币存量（如M2）增长快，另一方面却流动性紧张，物价下行，于是就产生了“货币到哪里去了”的疑问。可见，货币状态一旦发生改变，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会失灵，通过财政方式来投放货币的需求就会增强，其根源来自宏观不确定性加大和公共风险扩张。公共风险改变了“货币状态”，加强了不同主体持有的货币的非同质性。在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大众预期转弱的条件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大幅度下降，甚至可能失效。这就需要财政一方面供给货币，另一方面控制公共风险，为货币政策创造空间。

在对财政可持续的认识上，在追求财政收支平衡的时代，普遍认为“债务是一种恶”，强调债务越少越有利于财政可持续，要求财政有能力实现债务的还本付息。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府赤字常态化，各国逐步认可了债务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但对债务规模或增长设定了上限，如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政府负债率（债务余额占GDP比例）不得超过6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多个经济体出现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主流经济学开始反思传统宏观框架。有研究认为，一国财政可持续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率，只要经济增长高于利率水平，就能实现财政可持续。这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关注点由“还本”变为“付息”，在低利率条件下，政府能够持续提高债务水平，而不用担心发生财政危机。现代货币理论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财政可持续主要受实际经济资源的限制，最直接的限制条件就是通货膨胀。

关于财政赤字、债务和财政可持续的认知理念，是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赤字、债务的功能早已超出了财政属性，其内在的金融属性日渐凸显。政府财政出现赤字和发行债券，不仅是满足政府融资需要，更重要的是提供新的货币供给机制满足货币需求，并为金融市场提供无风险资产和定价基准。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财政出现了盈余，停止国债发行，结果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工具不足，不得不发行无赤字国债以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这使得财政在金融运作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作用：既具有货币供给的功能，也具有货币需求的属性。这种特殊角色的产生与财政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相互连接的枢纽地位直接相关。但目前流行的看法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仍局限在“家计财政”的框架中。

4.国债与铸币税

在现代经济运行中，财政赤字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国债有三重功能：一是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是金融定价的基准；二是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载体，用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这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三是作为铸币税转移给财政的载体，将与经济需求相适应的增发货币转移到国库。铸币税并非一个税种，而是约定俗成的概念，是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后，基于国家信用发行主权货币而形成的收益，是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央行新发货币后，铸币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转移给财政：一是通过央行利润上缴；二是央行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国债，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就以此支持财政。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央行发行的货币属于央行的负债，但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这种负债永远不需要偿还，与其说是“债”，不如说发行的是一种权利证书。在此逻辑下，只要不出现过度的通货膨胀导致财富稀释，国家就可发行货币来创造资本或资产，谁拥有了货币，谁就拥有了财富，这就是铸币税的来源。若发行国际货币，则可获得全球铸币税，如美国发行美债，获得全球铸币税。从微观来看，每一笔美债是需要偿还的，但从宏观来看，只要全球还不断使用美元，美债规模还可不断扩大。铸币税问题被现有的会计核算形式所遮蔽，因而被人们所忽略。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货币、铸币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财政金融问题。

5.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财政

从美国经验来看，“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是美元国际化的重要条件，这就产生了“特里芬悖论”（要满足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之需，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必然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成为国际信用货币，依靠美国的主权信用支撑。

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财政要有金融思维，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这就要求跳出追求财政收支平衡、尽量少发债、追求经常项目顺差以稳增长等传统观念，增发国债，为全球提供优质的人民币资产。只有当中国国债成为优质的全球性资产时，人民币国际化才有可能性。一国的金融竞争力代表一国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分配风险的能力，这需要国债这种金融工具来加持。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呈现一体化趋势

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财政货币政策。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两大政策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教科书上的“双紧”、“双松”和“一松一紧”等经典组合，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中已逐渐消失。

1.经济金融化改变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系的底层逻辑

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的认知，建立在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认知基础上。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和金融呈现二元特征：经济是实体性的，是“商品生产商品的迂回过程”，而金融是虚拟性的，是经济的“面纱”，两者是不同的。凯恩斯需求理论中，主张财政政策主导，由政府来扩大有效需求，发挥政府投放货币的非中性作用，矫正短期失衡，却忽视了不同的货币投放方式对于货币非中性的影响。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二元论认知，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系的二元性。财政政策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冷热波动，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是物价上下波动。长期流行的货币中性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单纯的货币现象，这使得稳定币值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由此形成了货币政策、货币当局必须独立的整套观念，流行至今。

随着经济金融化，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正逐渐发生改变。货币当局不再像经济与金融分离条件下那样能够自主控制币值的稳定，银根的松紧不再是通货膨胀的充分必要条件，导致了一些与传统理论逻辑相悖的现象出现。例如长期实行货币量化宽松（QE）政策，却出现了长期的低通胀，甚至出现通货紧缩。经济金融化，也改变了财政的运行机理。财政的金融属性日渐凸显，赤字、国债不再是单纯的政府融资手段，更是金融市场必不可少的金融工具和无风险资产。赤字、国债和货币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了国债收益率、汇率、利率、股价、利润率、就业率等要素相互联动的复杂不确定性系统，使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再分散于增长、就业和物价，而是聚焦于不确定性系统衍生的公共风险管理，趋向一体化。从更高维度看，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都是风险循环累积的结果，即个体风险公共化和公共风险个体化的循环而导致风险扩散。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统筹财政、货币政策，有效防控不确定性复杂系统中不断内生的风险循环累积。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出清公共风险的最主要手段

在实物经济主导的经济系统中，认为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自社会总供需失衡，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紧缩或扩张来促进总供需均衡，属于“不均衡-均衡”的二元论逻辑范式。二元论的好处是可以划分边界，各负其责。但随着经济金融化，社会财富更多体现为金融资产，实物资产成为金融资产的一种形态，经济系统从相对简单的线性系统（可用投入产出表来描述）转变为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经营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从财务会计属性转向金融属性，经济存量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流量不过是经济存量变化的结果。估值（存量价值）的变化往往决定了币值（流量购买力）的变化和经济的走势，复杂的资产市场左右着经济运行，这正是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的起因。在金融经济主导的经济系统中，基于二元论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反而会产生“以邻为壑”的现象，导致财政风险金融化和金融风险财政化，引致更大的公共风险。尤其是数智革命加快了经济虚拟化进程，“风险循环累积”机制形成，加剧了金融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共同使命是治理、出清公共风险。但公共风险是无界的，难以通过“界域分工”分开操作，唯有打破界域，转向“行为分工”，实行一体化操作，政策效果才能提升。面对新的使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从二元论走向一体化，需求管理自然转变为公共风险管理的下一个层次。

3.实物经济主导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地位交替变化

回顾历史，不同阶段出现的情况、问题推动着财政和货币政策地位交替变迁，其配合方式、政策工具、政策力度也随之变化。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盛行，财政政策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普遍面临“滞胀”问题，需求管理遭到质疑，转向供给学派，主张单一规则的货币主义受到欢迎，货币政策变为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全球进入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更加显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正式进入金融经济主导的阶段，“风险循环累积”机制相应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相互融合，在美欧日率先产生了新型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嵌入，不再是机械的组合搭配。

4.重新认识央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基于防通胀的需要，将央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上升为一种法律制度，强调财政与央行之间要建立隔离带。然而，随着货币状态“相变”现象频发，货币作为资产（或财富）贮藏的职能愈发重要，货币超发不再是通胀的充分条件。或者说，“货币超发”这个说法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从实践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超发已经突破了传统理论所认为的最大边界，但恶性通胀并未发生，甚至还有通缩风险。这充分反映了通胀不再仅是货币现象，而是由风险预期、供给冲击、货币状态“相变”等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共同导致的。公共风险促使财政货币政策走向一体化。

5.结构性货币政策是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衍生的结果

2008年后，发达经济体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运用增多，在提高特定金融行业流动性、引导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支持中小企业与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国，截至2024年6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围绕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金融和民生等重点领域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18项，余额超7万亿元。结构性货币政策突破了传统货币与财政政策泾渭分明的界线，打破了“货币政策管总量，财政政策管结构”的固有认知，被认为是货币政策财政化（殷剑峰，2020）和准财政政策（Blinder，2017）。实际上，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楚河汉界”的界域思维已经过时，两者相互嵌入，由二元关系走向一体化，结构性货币政策正是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的具体表现。从风险逻辑来看，作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叠加态，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出现是为了应对风险循环累积而产生的工具，是精准遏制风险外部化、宏观化和公共化这个风险循环过程的重要手段。

6.金融风险救援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系已转向“行为分工”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金融救援中能否有效处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和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从我国的一些风险处置案例来看，目前财政货币政策的分工协调机制仍待进一步完善。在金融风险救援中，财政货币政策应由“界域分工”转向“行为分工”，根据各自行为准则和动机分工协作，共同应对金融风险的外溢。货币政策主要以稳估值为目的处置流动性风险。财政是以防范公共风险为目的，处置偿付风险，尤其是市场风险外溢转化成公共风险时，财政要及时发挥作用。总体来说，货币政策应关注经济金融稳定，财政政策应更注重金融风险对社会产生的衍生风险，两者协同应对金融风险救援。

7.普惠金融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一步融合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在经济金融化逻辑下，普惠金融就是经济的毛细血管，金融血液在经济毛细血管中越畅通，经济细胞就越活跃。普惠金融的核心是更有效、更大范围地让社会所有群体享受到金融服务，让发展的机会更加平等。财政货币政策共同助力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是专项资金奖补或贴息、税收减免、融资担保及风险补偿等，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率、支农支小再贷款等。商业金融的本质特性“嫌贫爱富”，普惠金融则“助贫共富”，因此，普惠金融不是商业金融，而是社会金融或政策性金融。要让普惠金融既不扭曲商业金融规则，还能达到普惠包容的社会效果，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行为分工的基础上一体化操作。

（刘尚希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强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王升工作单位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那个配资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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