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配资有多少家 唐人为何爱“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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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取名，在两汉、三国时以单字名为主，到隋唐之际起名发生显著变化，单名虽然还很多，但双名也越来越多，已渐能和单名并驾齐驱了。隋朝皇族子弟尚以单名为主，唐朝则单双皆可，例如唐高祖22个儿子全是双名，唐太宗长子名承乾，唐玄宗名隆基等，至如房玄龄、杜如晦、殷开山、褚遂良、长孙无忌、程知节等，双名比比皆是，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很多有趣的文化现象。

敦煌唐写本《贞观氏族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 名字与政治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时期，曾以官方意志推行过“禁二名”的政策，不提倡取双字名，单名成为主流，而且单名所用的字一改西汉初比较随意、俚语较多的特点，绝大多数是比较美好的字眼，追求雅致、高尚、准确等等，这种情况持续了数百年，直到魏晋时期仍是士族、官员和文化名流起名的主导性特点。名字即社会地位，高官豪富之家起名，宁可和别人重名，也不会再像汉初那样把雉、彘、蚡、濞、蟜等鄙俗字眼作为人名。例子无烦多举，只看三国人物的名字即可为证。但单名模式优劣并存，虽然古雅，但容易重名，尤其是一旦皇帝采用了某个比较常用的字，会对社会上造成很大避讳的麻烦。

从魏晋到隋统一南北之间的二百多年，随着社会文化的急剧变化，人名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双名慢慢出现了，从各个领域一点点改变，由量变积累到了质变，其中起作用较大的是士族政治的影响。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力量发展到极致，有所谓门阀政治之局面，像王庾桓谢四个大家族连续执掌东晋政权数十年之久，他们所凭恃的力量就是宗族。士族非常注重家族的经营，全族男性不论亲疏远近都统一排次第大小，使血缘纽带强化牢固下来，每一辈子弟中都用相近或相同的字作为标识，人口比较繁茂的大族，同辈兄弟排序排到十几甚至几十很常见。这种习惯在唐朝也很好地保存着，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所指十二郎韩老成。

宋武帝刘裕诸子起名为义符、义真、义隆、义康、义恭、义宣、义季，刘裕之弟刘道怜六子也是义字辈，《世说新语》的编著者刘义庆即其子。宋武帝兄弟开始生子起名时，刘氏家族算不上什么高门大族，堂兄弟统一排字辈，当是受了社会流行文化的影响。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族子弟起名皆是如此，虽然说不上是当时起名的范式，但文化现象最容易出现慕强效仿或流行效仿，皇族这么做，民间自然会跟风。梁末有一位小官南津校尉叫江子一，两个弟弟分别叫江子四、江子五，揣其情理，有没有子六、子七、子八不得而知，必然还有子二、子三，可能是这两位兄弟早夭或者没有做官，《梁书》和《南史》都没有记录他们。这种明确、简化、易操作的辈分字双名，显然比孟仲叔季式起名法更易被大众接受。

唐高祖李渊家族延续了这种做法，李渊的几位堂兄弟们生儿子大都按孝字辈起名，如淮海王李神通的儿子们道彦、孝察、孝同、孝慈、孝友、孝节、孝义、孝逸等。李渊的22个儿子除建成、世民、玄霸、智云，其余18人皆以元字排辈。北京著名的房山石刻大藏经，其中有一块题记《故上柱国庞府君金刚经颂》，记录了一个从北魏延绵而入唐朝的世代仕宦家族的简况，这位庞府君叫庞怀伯（605-687），祖籍南安郡。曾祖庞光仕于北魏，祖父庞安仕于北齐，父亲庞谦由北齐入北周和隋朝，庞怀伯由隋入唐。庞家起名鲜明反映了自北朝入隋唐的变化历程，祖辈都是单名，到庞怀伯时，把名（怀）和字（伯）连起来称为怀伯，他的子代就变成了双名，诸子名为德相、德立、玄表，孙辈名中大都带一个谨字。庞怀的外孙们同样如此起名，像郭氏外孙奉祁、奉义，何氏外孙天僧、天广、天保、天仞、天助等等。

二 胡风的影响

庞怀伯把名和字连称双名，从传统来看不甚严谨，这一定程度上受到南北朝时胡风浸染的影响。北朝鲜卑等部族建立政权后，贵族集团竞相开启汉化过程，改用汉氏姓名成为时尚。西魏北周自我标榜汉化旗帜，改用汉名时，重拾了魏晋时单名为尚的传统，其贵族人物起名颇为古雅，如宇文泰、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赵贵等；宇文泰诸子名觉、震、毓、邕、宪等。鲜卑人的旧名没有完全放弃，拿来用作字，宇文泰字黑獭，子宇文觉字陀罗尼，北齐神武帝高欢，字贺六浑，北周大将尉迟迥字薄俱罗等等，鲜卑旧名变为字，看起来甚是不伦不类。陈寅恪先生曾说宇文氏汉化复周礼行六官的制度非驴非马，这些鲜卑贵族们的改用汉名一定程度也有点非驴非马，给汉地旧俗掺入新的文化因子，暂时打破了因名定字的严谨性。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在北周做将军时，一度被赐姓为鲜卑姓普六茹，小名奴奴，无字。大概那时地位卑微，不在乎什么名、字。杨坚无字，杨坚诸子的字多都是鲜卑旧俗，废太子杨勇字睍地伐，炀帝杨广字阿摐，秦王杨俊字阿祗，汉王杨谅字德章，蜀王杨秀无字。可以说，鲜卑胡俗不仅打乱了因名定字的传统，还进一步消解了单名为尚的传统，大量具有特殊含义，或者是俚俗之语，都成了时人的正名。

北魏末有一位骁将叫杨大眼，有个南朝人到北朝后特意来看他，说，传言你眼大如车轮，没想到比寻常人也大不了多少。还有的叫傅竖眼、闾大肥、皮豹子、董筒、姚黄眉、高飞雀等，与本人生理特征或其他作风大概都有一定关系，但化入姓名着实有些不妥。如闾大肥（柔然人），古人用肥多形容牲畜，胖则喻人，魏晋以后很少这样起名，诸胡的荒诞俚俗用法，启发了汉人起名的新思路，汉地也有像桃棒、桃枝、桃符、辟恶等名字。南朝不约而同也有把俚语用于正名的习惯，像南齐大将张苟儿、梅虫儿、曹豹头、周铁虎等等，苟儿就是狗儿的意思，宋明帝笑说以狗为名太不雅，为他改名为张敬儿。隋朝猛将史万岁，太师李穆的弟弟李远字万岁，名字中带这样的字眼，后世人是万万不敢的。在当时，万岁大概还寓有寿命长久的意思，皇家尚未禁绝民间这样“大不敬”的俚语，所以也能作为名和字。

胡风、鄙俗、俚语成不了主流文化，却带来另一个变化。东汉以前也有双名，如霍去病、田千秋、程不识、韩安国、刘病已，一般是单名基础上附加一个字作为辅助，甚少有两个字分量相当、共同表义的。经过南北朝的演化，双名的形式结构以及表义功能都发生了鲜明变化，隋唐人名如虞庆则、冯慈明、李德林、薛道衡、刘文静、房玄龄、李元吉、张须陀等，很难分得清名中哪个字是主要意思，哪个字是作为辅助。

三 变化与回归

促使姓名文化改变的还有很多原因。如以字行的现象，就是把字当作正名，而本名却渐渐不为人所知。有的是因为避讳，南朝由晋入刘宋的王仲德、王元德兄弟即属此例，王仲德本名王懿，王元德本名王睿，名犯司马懿、东晋元帝司马睿之讳，都改以字行。隋朝人伊娄谦（字彦恭），厌恶叛逆之臣王谦，因耻于此字而讳言本名，改以字处世。有的因为尊称、好听、易记称字不称名，周隋之际的名将韦孝宽，本名韦叔裕，世人及后世史书皆称其字而不称名。北齐时邺都名人李神俊（名挺）、杨遵彦（名愔）、王元景（名昕），世人尊重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文化地位，都以字称之。据颜之推《颜氏家训》载，发展到一定程度，南朝人约定俗成，“江南至今不讳字”（颜之推所谓“今”指隋时）。不讳字，意思是如果和帝王的字相同，也不须避讳，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越来越多人渐渐化字为名，成了双名。唐初名臣如房玄龄（名乔）、封德彝（名伦）、高士廉（名俭）、尉迟敬德（名恭），大概皆是此类，乃至于国家档案记录他们的姓名时，都放弃了本名，把字作为正名。

又如宗教文化的影响。东晋时受五斗米道影响，人名中喜欢带一个之字，如王羲之祖孙四代名中都有之，南朝的徐羡之、沈庆之、陈庆之等。之，有的说法是达到某种美好的境界，而且名字带之，结构上有鲜明的繁简对比，发音带有一个略长的拖音，叫起来很顺口，一经使用就非常受欢迎，流行了二百余年，到南朝末叶才逐渐消失。佛教文化也深刻影响了双名文化，南北朝至隋唐时，名字中很多带有僧、法、释、慧（惠）、宝、昙、菩提、罗汉、伽罗、药师的，都是此类。隋文帝杨坚之妻独孤伽罗，即因独孤信家的信仰而有此名。唐朝名将李靖本名药师，药师是佛教中重要的佛尊。李靖的名字新旧两《唐书》有一定歧异，《旧唐书》说李靖本名药师，《新唐书》则说名靖字药师。药师与靖并没有什么关联，这种搭配十分奇怪。以理度之，大概李靖幼时因家庭宗教信仰之故名药师，及其长大入仕，在当时佛教文化入名的热度渐渐消退的背景下，以佛名为名未免有些不妥，故改名为靖。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女性名字，似乎并无单名的规矩。从隋唐的墓志资料看，有婉娴、贵女、静德、大惠、敬亲、丽华、玉姿、娥英等等，大多与古时社会对女性的品德要求相应，与男性起名内涵之丰富、用字之多样不可相提并论。毕竟古时有条件起名的都是官员豪富之家，一般小吏或平民的女儿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称呼，如大娘、二娘、某某孃的代称。

隋唐之际双名大兴，虽未完全取代单名，但双名的用法、内涵和结构上的优势已与单名并驾齐驱，取单名固然仍有简洁有力和古雅的意味，双名同样也能发挥一样的功能。发展到盛唐时期，姓名文化渐趋稳定，南北朝时期兴起的胡俗、俚语和宗教色彩浓厚起名方法，在完成它们推进双名化的历史功能后，大多渐渐消失了。无论单名还是双名，所用字词都要遵守雅观、方正、得体，唐至宋轮番流行的姓名用字，大率是仁、彦、义、甫、德等代表美好寓意的字，起名习惯从形式上经历了从单名为主到单双并行的巨大进步，论及名字本来的功能股票配资有多少家，却又逐渐回归了。